一年半前，我冒着风雪绕过了边防检查站，而今天我又冒着风雪重新绕过边防检查站，只不过上次的方向是向北，向中苏边境逃亡，而这次是向南，计划通过香港逃出，这一北一南，整整用了近两年的时间。

　　我在大表姐的掩护下，步行绕过了边防检查站，这次我没有从深山上走，因为在这里生活近两年，对周围的村落已十分的熟悉。

　　我终于回到了那个北方的城市。下了公共汽车等待开往哈尔滨的火车。

　　这对我来说是危险的，候车室内不可能过夜，警察在不时地检查候车室过夜人的证件和行李包裹。然而我又不能去住旅馆，旅馆登记时要出示身分证，而我当时只有一张某村开的证明，那张证明是村长老王给我开的，说明我是外出找活干的本村农民，但这张证明的效力很有限，万一遇到认真的警察想过关不太容易。

　　我和大表姐在风雪交加的马路上徘徊，如果天一黑，在马路上也很危险。我先带表姐到一家个体户餐馆吃饭。这两年养成个习惯，一遇到危险，我必设法先吃饱，无论是逃跑、还是被捕，吃饱了总没坏处。

　　我点了四个菜，一壶白干，一边喝，一边想一个同学，他是黑龙江省的青年作家，叫王左泓，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，他的家就在这个城市。当年在北大时，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这两年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不要和任何亲友接触，以免使他们受到牵累。我虽然这样做了，但情感上却绕不过去，常常想起他们，幻想有一天能同他们对酒当歌，畅叙别情。当这种念头占了上风的时候，我放下筷子，让表姐先吃，便走到餐馆的电话旁，同女老板借了电话，毫不犹豫地拨通了他家的电话。

　　电话通了。

　　一个女人接电话，她问：“喂，你找谁？”

　　我刚想说：“我找王左泓”，但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，接电话的一定是左泓的夫人，在北大时左泓常向我夸夫人的美丽，儿子的可爱，向我描述家庭的幸福。记得有一次开学返校，他给我们讲了一件趣事，笑得大家喷饭。

　　在我们北大作家班的男同学中有一句黑话，叫“摆阵”，即“行房事”的意思，也不知是谁先发明的，反正被大家接受了，比如哪位同学的夫人来学校看望先生，第二天肯定有人拿他们取笑：“昨晚摆阵了没有？”丈夫总是点头微笑，妻子则一头雾水，久而久之，在作家班男同学的妻子们中，“摆阵”已经不是秘密了。外地的妻子们打来电话，常常会在电话里警告丈夫：不许和别的女孩摆阵哟！想“摆阵”回家来摆！左泓放冬假回家，猴急着要和妻子“摆阵”，小儿子跟在身旁，他想甩又甩不掉，妻子说：“急什么？吃完饭再摆嘛。”小儿子问：

　　“妈妈，啥叫摆阵？为什么要吃完饭摆？”妈妈笑道：“你不懂，不要乱问！”儿子以为爸爸妈妈有什么好吃的或好玩的背着他，嘴噘得能挂油瓶子。

　　吃饭时，左泓夫妇和爸爸妈妈儿子围坐一桌，爸爸不停地问他学业，他随便应付几句，便催促妻子：“快点吃！”爸爸不解：“好容易吃顿团圆饭，急什么？”孙子在一旁揭发了：“我知道，爸爸他们吃完饭要『摆阵』！”老爷子更是一头雾水：“摆阵？摆什么阵？”

　　左泓夫妻哭笑不得，左泓不得不瞎编一番：“爸，这摆阵就是摆龙门阵，四川人聊天吹牛的意思……”

　　电话里那个要吃过饭摆阵的少妇还在喊：“喂、喂、说话呀？你是谁呀？找谁呀……”

　　我慢慢地放下电话，叹了口气，如果是左泓接电话，我或许会冲动说出我的名字，他或许会听出我的声音，但这位美丽的少妇的声音使我联想到安宁、幸福和家庭的温馨，也想起了他的摆阵的笑话，这一切代表着自由和幸福。我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安全去破坏他们的一切。

　　我默默地回到餐桌前，默默地坐下，默默地喝一口冷酒。默默地看着跟我受累的大表姐。

　　大表姐问：“给谁打电话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一个朋友。”

　　“打通没有？”

　　“……他不在家……”

　　大表姐轻轻叹了口气：“四兄弟，我知道你怕给别人带来麻烦，应该这样，主会保佑你的。”

　　我脑海里浮现出耶稣受难于十字架的形象，似乎听到他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相信我。我会给你平安，我知道你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我已胜了世界。”

　　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，那既温暖，又安全。吃过饭，我带着表姐进了一家录相厅。这里通宵播放港台武打片，由于怕地痞流氓捣乱，录相厅一般和警察的关系都很好，警察只能替老板保护观众，而不会随意到这里搜查。

　　我们花钱买了票，走到后面的空椅子坐下，银幕上周润发正和一个女人演床上戏，突然听到了敲门声，那女人的老公回来了，……

　　表姐说：“这个女人真不正经……”

　　我说：“看吧，那是演电影……”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　　梦中，梦见了妻子李雁也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床上缠绵，当我闯进去时，那男人不仅不回避，反而厉声说：“你回来得正好！我是警察，等候你多时了……”我问李雁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李雁狞笑着，突然把一把尖刀插进了我的心窝……

　　我惊醒了。

　　大表姐小声说：“你是不是作梦了？看你轻轻喊了一声。”

　　好在没有引起其他观众的注意，我点燃一支烟，也给大表姐点上一支，告诉她：“我梦见李雁了。”

　　大表姐小声说：“梦见孩子了吗？”

　　我摇了摇头。我想他们做那种事，孩子当然不会在。

　　“就梦见她一个人？她对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　　我想了想：“我忘了，好像很平静地问了一句：‘你回来了。’和我以往从北京回家一样……”

　　我再也睡不着了。是周润发在银幕上的表演引发了我这个梦魇，还是实际生活中已经如同我梦中一样？我大胆地去设想，如果现实生活果真如此，我会怎么办？我想我会理解她，我这两年没有接触过女性，那是因为我不想给别人或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那是因为我在为妻子和孩子的一种赎罪心理，然而，妻子李雁不会有这样的心理。

　　那么孩子呢？我的雪儿呢？难道她真如梦境不在妈妈身边？

　　我暗自责怪自己的胡思乱想，李雁不会的，她那样爱我，那样爱雪儿，我们一定会重新聚首，苦尽甘来。

　　第二天早晨，我们终于买到了通往哈尔滨的车票，登上了久违的列车。车上拥挤不堪，两个小时后，我和大表姐才分别找到了坐位。车厢很冷，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拉上来，趴在小桌上睡着了。

　　突然有人把我拨拉醒，动作极其粗暴，我猛一抬头，一个铁路警察站在我的面前。

　　他们认出我了？

　　我疑惑地看着这个老警察。他正仔细地审视着我。

　　“车票！”他冷冷地吐出两个字。

　　我一边掏车票，一边向四处看，没有查票，为什么要看我的车票？

　　大表姐从斜对面站起来，我示意她不要过来，但翻遍了所有衣袋没有找到车票。

　　警察不露声色地看着我，看不出他恼怒，这更使我感到威胁！大表姐忙走过来，拿出两张车票：“同志，车票在我这儿。我兄弟他死心眼，您别见怪。”

　　“身份证！”警察看过车票后又冷冷地吐出三个字。

　　大表姐说：“同志，我们那是大草甸子，照片早就交上去了，可身份证到现在还没发，没有哇。”

　　警察冷冷地看着我。

　　我摸了摸长长的胡子，冲他点点头：“是没发。”

　　大表姐拿出村长老王给我开的证明：“同志，这是我们的证明，过完年了，想出去找点活干。”

　　警察拿过我的证明仔细地看着，那证明上简单的几个字他看了五分钟。

　　我不露声色，装作好奇地看着他。

　　那老警察看看我，不露声色地把证明还给我，什么也没说走了，他没有去查其他旅客的车票。这引起了我的警□。

　　他认出我了？否则他为什么单单查我的门票和证件？如果他认出了我，他为什么不马上逮捕我？是不是他只有一个人，害怕我还有其他同路人一起反抗他而回去找其它警察去了？有可能！

　　列车进了一个县城车站，车速慢了下来，有几个旅客提起行李准备下车。

　　我当机立断：下车。我给表姐使了个眼色，她犹豫着但看我已经走到了车门口，忙提着小包跟了出来。

　　列车开走了，把我们扔在风雪交加的站台上。

　　大姐埋怨我：“不过查个票嘛，警察都走了，你怕啥，这咋办？”

　　我告诉她，也许是我多虑。但为了安全，只有这样做。我走进候车室，看看列车时间表，半小时后还有一列直快通过。

　　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又上了另一列车。一直到哈尔滨，没遇到查票或查身份的警察。

　　我和大表姐在哈尔滨之前一小站下车，然后乘坐出租的小马车来到朋友家。在走进他家的小巷口时，我发现四周没有什么可疑的人，才敲开了他的家门。

　　我们拥抱在一起。

　　他破啼为笑：“伯笠，你结实多了，看来，你还不错！”

　　我笑了笑：“你呢？你怎么样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我都好，只是生了个小娃娃，我们进屋说吧。”

　　这是一幢新盖的红砖房，他太太小曹抱着不到半岁的小宝宝站在客厅里迎接我。那小娃娃脸蛋红扑扑的，很惹人喜爱，我想起了小雪，心情不免沉重下来。

　　他炒了一桌菜，打开一瓶茅台酒，一边吃，一边告诉我已安排好的行程── 七天之后，我将从这里出发到广州，然后找到能帮助我的人。我什么也吃不下，只是一杯杯地喝酒。

　　我问他：“李雁怎么样？雪儿怎么样？”

　　他说，都很好，只是李雁已经不在原来的单位工作了，换了一个什么单位她也不知道，小雪的情况他略微知道一点，好像现在没有和妈妈在一起。
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　　“我想暂时的吧！你现在最好什么也不要去想，待逃出中国后再同她们联系，条件许可，接过去团圆，这是最佳方案。”

　　“不，我要知道，我要见李雁和小雪！”我倔劲儿上来了。

　　大家放下了酒杯，谁也不说话，我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，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他的眼睛明明是在躲着我，我预感到他们有什么在瞒着我。

　　突然，有人轻轻地敲门，我立即离开餐桌，准备躲起来，小曹说：“是爸爸，没事，你喝你的酒。”

　　随着一阵冷风，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一个女人走进客厅，他穿着厚厚的黑色呢子大衣，一条大围巾把脸捂得严严实实。

　　落坐后，他开门见山：“我们是专程来看你的，你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爱国行动使我觉得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。”

　　我看了他一眼，责怪他不应把我的情况告诉他的爸爸。我知道，他的爸爸原是一个文革时有名的造反派，后被邓小平定为“三种人”下狱。

　　他不理睬我，继续说：“八九年五月，我去北京，亲眼看见你们在天安门广场的请愿活动，我最欣赏的是严家其等人的五·一七声明，声明说：『清王朝已经结束七十多年了，但中国还有一个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！』一针见血，说出了全中国人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。邓小平就是慈禧太后，一个腐败的老佛爷。”

　　他见我点头称是，突然话锋一转：“你对毛泽东怎么看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那是一个魔鬼。”

　　他长叹一声：“看来说你们自由化没说错，你们反邓小平是对的，但不该反毛主席，没有毛主席，就没有我们的党，没有新中国，没有我们的今天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，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？不是幸福，而是苦难，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到现在，八千万人死于非命，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。”

　　他点了点头，叹了口气，解开大衣，拿出一叠钱：“我们有缘，你现在困难时刻，这五千元钱你先拿去用，我有几处房子，都闲着，你可以安心住下来，老邓也活不了几年了，等老邓一死，中央不给你们平反，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的。”说着就把钱往我的手里放。

　　我拒绝了。我告诉他，我非常感谢他的理解和慷慨，但钱我不能收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五千元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我如果能顺利逃出去，就不应该再给他增加负担。

　　后来，我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在市区一个单独的套房里先暂住下来。当我第二天搬过去的时候，房间已收拾得乾乾净净。这是一个一居室的住房，房间里摆着一双人床、一小书桌、一台电视、一台收录机，厨房里米面餐具应有尽有。楼下是一个繁荣的菜市场，这里人多嘈杂，倒是一个掩护人的好住处。

　　夜里，春雨淅淅沥沥，这是第一场春雨。我打开窗子，向外望去，街市上的小摊小贩已经收摊了，只有那一个接一个的个体饭店的灯还亮着，从不断被人推开的门喷出热浪和香气。

　　有人敲门，一慢两快，重覆三次，暗号完全正确。

　　我打开了门，随着冷风进来一个穿雨衣的人，他进屋后迅速把把门关上，然后把雨衣帽子摘掉：一个漂亮的女武装警察。一身笔挺的毛料警官制服使她在妩媚中又增添了些英气。

　　我不认识她。

　　是抓我的？不会，如果抓像我这样重要的犯人，不可能只让一名女警官出面。

　　是朋友？我又不认识，况且如是朋友，我的朋友会提前打招呼或同她一起来。

　　她看我正在怀疑，便主动伸出手：“我们认识一下，我叫吴格格，是你朋友的好朋友。”

　　我笑了：“警官小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什么朋友的朋友？您把我搞糊涂了。”

　　她微微一笑：“你现在叫何东方，去年叫王老四，两年以前叫张伯笠，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，没有错吧？”

　　我看着她那娇小的身体，暗自想，她一个人是敌不过我的，但嘴上却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跟你走？”

　　“跟我走？”她突然咯咯笑了起来，“你真逗，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似的。不过，你很镇静，早听说你是条硬汉子，我这次穿警服来完全是看你是不是真的，不错，你及格了。”

　　“这么说你不是警察？”我放心地问。

　　她又笑了：“你错了，我是警察，而且是专抓你们这些阴谋推翻政府的高级警官！”说着，从衣袋里掏出派司递给我。

　　我接过一看：省武装警察总队参谋部侦察员吴格格，一张严肃的照片同眼前这个笑声飞扬的女警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　　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，把大盖帽摘下，放在小桌上，一头秀发披到肩上，她是一个漂亮的姑娘。

　　她从塑料袋里拿出几样小菜和几罐啤酒，然后又到厨房拿来杯子和碗筷，她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自己的家。

　　我看她像一个家庭主妇似的忙碌着，自己反而傻呼呼的站在地中央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忙帮她开酒瓶，但又找不到开瓶盖的起子。

　　她走进厨房，拿出了起子。笑着说：“你感到奇怪吧？我告诉你吧，这房子不久前是我住的，你来了，我才搬到另一个地方，你瞧，连床单、被子、碗筷全是我的。”

　　我只好说：“太感谢了！”

　　她一边往杯子里面倒酒，一边说：“别谢我，要谢呢，就谢你的朋友，她向我借这房子用，我问她借多长时间，她说只借十几天，我问她干什么用，她说给一个朋友暂住；我问她是男朋友女朋友，她说是男朋友；我问她是不是有婚外恋，她骂我胡说，那我就说：如果不把真情告诉我，我是不会把房子借给你的。”

　　“于是，她就在你的逼供之下屈服了。”我说。

　　“才没呢！我没逼她，我们俩多个脑袋差个姓，是好姐妹，她当然不会瞒我。”

　　我笑道：“我好惨，被朋友卖给警察，还蒙在鼓里。”

　　她把长发一甩：“如果我脱掉警服，换上连衣裙，你会怎么看我？”

　　“一个美丽又而活泼的女孩子。”我答道。

　　“完全正确！你这样想就对了，我下次来看你不再穿警服，以免你心理紧张。”她喝了一口啤酒。

　　我的警惕并没有完全放下，我知道她不会抓我，也许她说的都对，但我要和朋友核实后才能作出结论，也许她在套我这两年谁帮了我，现在如何打算，是否想偷偷逃出中国，哪些人帮忙等等。待把这些全都摸清楚后，再一网打尽。

　　果然，她开口了：“哎，何东方，说说你这两年怎么过来的？”

　　我回答：“吃饭、睡觉，睡觉、吃饭，很简单。”

　　她也不怪我：“能吃饱吗？”

　　我回答：“有时吃不饱。”

　　“有人帮你忙吗？”

　　我回答：“有。”

　　“是谁对你帮助最大？”

　　“是上帝，是他寻找到了我，帮我走到今天。”

　　“你是基督徒？”

　　“还不是，但我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存在。”

　　沈默，我们各自默默地喝着酒。她突然发现我放在桌上的一叠白桦树皮。那软软的白桦树皮上是我写给妻子李雁的思念。在荒原上，我用桦树皮点火，每当发现完整的小白桦树，我都全把皮剥下来，在上面可以写很漂亮的钢笔字，也可以写上内心的感受和思念。

　　“皑皑白雪、莽莽荒原，飒飒北来风，朋友，你是在盼望春天吗？那满山的野花覆盖了白雪时，你会在野花中找到我的踪影吗？……”她独自吟着：“写给你的妻子的吗？”

　　我点了点头。

　　她的眼睛溢满了泪水，轻轻地说：“我知道你这两年是怎样度过的了……”

　　她的眼睛使我开始信任她，那一天，我们谈得很晚，也喝了很多酒。这是我两年来第一次与一个漂亮的姑娘谈话，它使我似乎又回到了未名湖畔。

　　她要走了，扔给我一句话：“我会安排你和妻子见面的。”

　　我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。我会和妻子见面吗？我能见到日夜思念的女儿吗？这两年，她们是怎样熬过来的？我在想像见到妻儿的激动，两年了，七百多个日日夜夜，我是多么思念她们，我不能想像李雁那柔弱的肩膀是怎样挑起这个家的重担的。

　　我又想到了吴格格，那位女警察，她那么漂亮，那么活泼，又那么富有同情心，可是，她能帮助我联络到妻子和女儿吗？

　　以后的几天，她几乎每天都来看我，每次手里都拎着买来的日用品，有蔬菜、水果、鱼肉、有时还有一簇漂亮的鲜花，她把花儿插在灌满水的瓶子里，嘴里打着口哨欣赏着。但每当我问她李雁和雪儿的消息时，她总是说：“忙什么？两年都等了，还在乎这两天！”

　　我一想，求人办事，又是很危险的事，也不好总去催促。

　　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格格来找我，春天刚至，乍暖还寒，她在外面套了一件夹克。一进屋她就拉我走。我问她去哪，她说，去松花江划船。

　　我说：“这很危险。”

　　她说：“不会有危险的，有我这个侦察员在看谁敢抓你？”

　　我想了想，还是去了，她骑着摩托车带着我，呼啸着向江边开去。我告诉她，一旦发现有危险，就说是她已经将我逮捕，以便使她脱身。

　　她火了，把车停下来，对我厉声说：“下车！”

　　“你干嘛！”

　　“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！”她要哭。

　　我最见不得女人哭，过去和李雁恋爱到结婚，哭是李雁的利器，无论什么事，只要她一哭，我就会无条件投降。

　　路上的行人在看我们，以为是一对恋人闹别扭。

　　我怕被人发现，低声央求：“我向你道歉好不好？你要一哭，待风把眼泪吹乾，你就会成老太婆的。”

　　她又破涕为笑。

　　我们在江边租了条船，我划着船飞快地向江心前进，我尽量想离开游人远一点。

　　当经过几个小伙子划的小船旁时，他们向我们吹口哨。格格把手往嘴里一放，“吱──”凄洌的口哨声传得很远很远，把几个小伙子给吹愣了。

　　她看我愣愣地看着她，便大笑起来。

　　我说：“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，千万不要再吹了，别让别人注意我们，万一有人认出我就麻烦了。”

　　她笑着说：“好好，不吹了。哎，你说我今天这打扮漂亮吗？”

　　我随口说：“漂亮。”

　　她很高兴：“谢谢，你说我像不像江姐？”

　　我瞧了瞧：“有一点，不过更像孙明霞。”这是小说《红岩》中的两名女主角。

　　“你像许云峰？！她突然说：“神态、精神、意志都像。”

　　“对人进出的门紧锁着，

　　对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

　　一个声音高叫着，

　　爬出来吧，给尔自由！”

　　她轻轻地朗诵。我接着她的朗诵低吟着：

　　“我渴望自由，

　　但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中爬出！”

　　她突然握住我的手：“东方，我爱你、这样的男子汉……”

　　我平静地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爱我的妻子和孩子。”

　　她坐回船中：“如果你妻子已经另有所爱呢？”

　　我低下头：“不会的，我了解她……”

　　她说：“你不敢正视现实！你在自己安慰自己！”

　　难道她知道了什么？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敢看她，低头看着船舱内的一汪水。

　　她厉声说：“抬起头来看我！”

　　我没有抬起头。

　　她说：“你如果不抬头我可吹口哨啦！”

　　我急忙制止，她咯咯地笑起来，但还是吹了起来。

　　我很不高兴地看着她，她不管我，又连吹了两声，一条小船向我们飞快划来，我小声说：“求求你，不要吹了好不好！你瞧，有人注意我们了！”

　　她说：“你看看，那条船上的人是谁？”

　　我抬头一看，两名警察划船向我们驶来，要躲已经来不及了？

　　我冷静极了，死死看着她：“这就是你精心安排的？”

　　她得意地说：“没错，不过，好戏在后面，这是我的杰作！”

　　我在考虑脱身，然而那艘小船越来越近，脱身已不可能了，我平静地点燃一支烟，等待着命运的安排。

　　两艘船靠在了一起。我抬起头来，看那艘船的警察，我突然愣住了，那个警察竟然是我的岳父！

　　老人从船上伸出双手，紧紧地抓住我，泪流满面。

　　我哽咽着问：“爸爸，您好吗？妈妈好吗？李雁好吗？雪儿好吗？”

　　老人一个劲儿地点头：“都好都好，你还好吗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我很好……”

　　岳父说：“今天早晨，一辆吉普车停在家门口，几个小伙子什么也不说，非让我上车，我以为是公安局问你的情况，就跟来了，在车上，问他们什么也不说，只说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，车到了江边，又上船，把我搞糊涂了，我哪有心情划船玩，见到你，我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”

　　那个划船的年轻小伙子和我点了点头。

　　我同他说：“谢谢你们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不用谢，你也没法谢，我们只能见这一面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对吗？时间不多，快点谈吧。”

　　我点了点头。问岳父：“李雁和小雪怎么样，我想见她们一面。”

　　岳父说：“李雁被原来的单位开除了，现在上海做化妆品的生意，小雪现在黑龙江一个亲戚那儿。”

　　我急切地问：“为什么李雁不把小雪带在身边，为什么？”

　　岳父面有难色，猛吸了几口烟：“伯笠，我对不起你，雁是大人了，做父母的说的话也不见得听，不过，等你有了自由那一天，我保证把孩子完整地交给你……”

　　我的头轰的一声，眼冒金花，岳父再说什么，我根本听不见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会……

　　我一遍一遍地说：“爸爸，我要见李雁，我要见李雁，我要当面和她谈谈，我要当面和她谈谈……”

　　岳父说：“她现住在哪儿我也不知道，不过，我会和她联系的，你该走就快点走，这不是久留之地啊！留有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……”

　　我喃喃着：“不、不、不！我一定要见李雁，如果见不到她，我就不走，我宁可坐牢，我宁可被处决，我一定要见她！”

　　岳父无奈地说：“好吧，我试试看，可怎么同你联系呢？”

　　“怎么联系？”我抬头看着格格，向她求援。

　　她平静地说：“这样吧，他的住处也总变化，还是我想办法同你联系。不过，千万不要走漏风声，为伯笠的安全，也为您的安全。”

　　“这我懂。”岳父擦擦眼泪：“那我走了，你要多保重。”

　　我突然抓住老人的手：“爸爸，我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为我担惊受怕，我对不起你的女儿，让她遭这么多的磨难，谢谢你这两年对雪儿的抚养，我会报答的。”

　　岳父说：“别说这个，只要你安全，多保重啊！”

　　格格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拿出一叠钱：“伯父，这是一千元钱，带上，买烟抽吧。”

　　岳父坚决拒绝，格格说：“这是你女婿的钱，拿着吧！”

　　我把钱接过来，塞进岳父的衣袋。

　　那年轻人划动了小船。

　　岳父一边和我挥手再见，一边擦眼泪。

　　看着老人远去的影子，我真想哭。

　　“想哭吗？”格格问。

　　我点了点头。

　　“那就放声哭吧，这除我以外，没人听见。”

　　“我不在外人面前哭。”我说。

　　“那就别哭，把船划回去吧，我下午还有任务。”

　　我疑惑地看着她：“今天不是星期天吗？”

　　她笑了笑：“侦察员没有星期天，我要去抓人，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
　　“你太可怕！”我说。

　　“是魔鬼？”她弄了弄被江风吹乱的头发：“我要抓那些危害社会的坏人。”

　　“那把我抓起来吧！我是反革命首犯。”

　　她笑了笑：“我不抓反革命，这个社会反革命要多起来就会更进步！我爸爸是军队老干部，文革时也是反革命。但我知道，他是真正的好人，可惜，他不在了……”

　　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想……”

　　她摆了摆手：“没关系，都过去了，你接下来的工作是把船划到岸上去，我发现你的船划得特别潇洒！”

　　我苦笑着说：“潇洒什么？这两年打渔是我的生活手段之一。是逼出来的。”

　　“那我以后叫你渔夫好了。”

　　“随便。”

　　她把我送到了家门口，骑在摩托车上对我说：“今天早晨我买的冻饺子在你冰箱里，还有啤酒，你自己煮着吃吧，我今晚没时间看你了，不过别着急，我会让你见到李雁的。”

　　我点点头，现在，我对她是言听计从了。

　　她见我迟迟地不上楼，便问：“还有事吗？”

　　我轻声说：“小心点，执行任务时注意安全，有些坏人是有枪的……”

　　她调皮地看着我：“认识你这么多天，第一次听到这么令人感动的话……”

　　以后的几个星期，吴格格再也没有来过。我很担心她，既怕她在抓人时出危险，又怕她和我的联系被特务发现，这半个多月来，她给我的帮助是不能用谢谢两个字就能概括的。

　　半个多月过去了，只有我的朋友来看过我两次，送些生活必需品，他催促我上路，怕夜长梦多，但我坚持要等见上李雁一面。他叹了口气：“伯笠，别等了，这种女人不值得你做这么大牺牲，况且你等来的说不定不是好消息。”

　　我坚持，无论怎样，她要给我一个交代，还有小雪，她究竟怎么样！

　　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月，是八九年天安绝食两周年纪念日，我同去年一样，绝食一天，为纪念那个黑色的日子。

　　晚上，我望着天上的繁星，又想起了两年前的这一天。那天，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啊。我的好友，诗人骆一禾就在这一天死在广场绝食同学的怀里，我永远忘不了他妻子张玞的呼喊：“老骆，你怎么了？老骆，你怎么了”

　　突然，有人敲门，一快两慢，是吴格格！

　　我跳起来，为她开门，她穿一身警服，走了进来。

　　“吃饭没有？”她边脱风衣边问。

　　我说：“今天我不吃饭。”

　　“绝食？为李雁？”

　　“不是，为我自己，一种追思。”

　　“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？”她问。

　　“也许你工作忙吧。”

　　“我要送你一样东西。”她拿出一卷录音带：“这是电视连续剧《渴望》的主题音乐和歌曲，给你解闷儿。”

　　她按下录音机PLAY，录音机里传来了那令人心碎的歌声：

　　悠悠岁月，预说当年好困惑，
　　亦真亦幻难取舍，

　　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，
　　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……

　　“这音乐好悲凉。”我喃喃地说。

　　她说：“给你营造一下气氛。”

　　“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我。”我试探着说。

　　“不，是好消息！”她从衣袋中拿出一封信：“李雁来信了！”

　　“真的！”我一把抢过来，急切地拆开信。

　　她说：“别那么着急，说不定是坏消息。”

　　我没理她，急切地读信。

　　那熟悉的字体映入我的眼帘，但我却难以相信这是我曾经爱过而又常常思恋的妻子写的。 信的原文是这样的： 伯利：(我的乳名)

　　你好！最近身体好吗？

　　父亲带来了你的消息，近两年的时间，你历尽波折，受尽苦难，但知你现状后，由衷地为你感到高兴，希望你保重身体，增强信心，我相信，你的今后一定会苦尽甘来的。

　　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的身体状况很糟，而几乎每一天要为生活而四处奔波，尤其是心情十分压抑，为我们平凡而又特殊的婚姻而痛苦烦躁。

　　虽然我也曾暗暗考虑过我们的未来，但总是被我们年幼的孩子、你的处境和我们的夫妻感情所困扰，现在最危险、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而你又有了平安的消息，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反覆的考虑，我决定将我今后生活的打算告知你，望你理解。

　　伯利，虽然我们婚前了解的时间较为短暂，婚后思想交流的又很少，而且性格志趣各方面的差异很大，但我们夫妻一场，相信对彼此都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。在你的回忆里，也许我永远只是一个温柔单纯，思想简单却又有些固执的女人，但是在近两年的时间里，我所经历的风风雨雨，沟沟坎坎，包括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、病痛折磨、抚育孩子和保护自己的责任，使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。我们都很年轻，应该拥有属于自己实实在在的幸福和快乐。作为一个妻子，我不图地位、不图物质，虽然我努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，但我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我很难成为你事业的帮手，而且作为一个平凡得近于庸俗的女人，我多么希望在生活上得到爱人的体贴和关怀，在精神上得到理解和安慰……。然而，这些年来，我得到的只是冷漠和漠不关心。但是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怪你，我们薄弱的感情基础和各种志向不一，首先就决定了这一点。

　　伯利，我很赞成你的观点，我也认为出国去是很有必要的，因为在这里，在情况没有允许时你没有机会发挥自己。你是个有主见、有志向的人，如果行动，你应该做最后的决定了。

　　当然，我知道你最牵挂的是我们的孩子。这点你就放心吧。雪儿是我们共同的生命，也是我惟一的精神财富，在她的身体里有我的血液、在她的眉宇间有你的影子……无论今后我是否能找到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生活，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全心全意地教育和抚育她。鉴于目前的处境和你的情况，雪儿必须由我抚养，当她懂事之后，你若为了她的前途而有什么其他打算，我可以将她交给你。

　　伯利，很惭愧，不能去见你，这点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。至于我们共有的家庭财产，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。

　　祝你千万珍重！

　　我茫然地看着李雁那熟悉的签名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没有哭，而眼泪却大滴大滴地滴在那雪白的信纸上。

　　格格伸出手来，轻轻地说：“我可以看看吗？”

　　录音机里的唱出了断肠般的音乐：

　　有过多少往事，

　　彷佛就在眼前，

　　有过多少朋友，

　　彷佛就在身边，

　　也许心情沉重，

　　相逢是苦是甜。

　　如今举杯祝愿，

　　好人都一生平安。

　　谁能与我同醉，

　　相聚年年岁岁。

　　咫尺天涯皆有缘，

　　此情温暖人间……

　　我哭了，我极力压抑自己的哭声，那声音像是荒原上一只孤独的狼在呜咽。两年多的流浪生活，我第一次感到是这样的孤独，荒原上的日子再苦，我有李雁、有雪儿、有一个家、有一个温暖和幸福的企盼。而今天，家没有了、妻子没有了、孩子没有了，我像是一个被扒光了身子而被人把衣服又拿走的孤儿，被孤伶伶、赤裸裸地扔在了无人的荒野上……

　　格格哭了，她拿着那封信慢慢地走到我身边，慢慢地把我的头揽在自己的怀里，慢慢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像母亲一样慢慢地为我擦掉流不尽的泪水……我像孤儿又找到了母亲。她的泪水一滴滴地滴在我的脖子里，顺着我的脖子流到我的背上，流到我胸前。

　　“哭吧，我知道，这两年你从未哭过……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……她虽然辜负了你的一片深情，可你要理解她……她有她的难处……一个年轻的女人，自己带着孩子……你千万别恨她……”

　　录音机里传来高亢激昂的歌声：

　　茫茫人海，终生寻找，

　　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着，

　　希望还在，明天会好，

　　历尽艰辛也别说经过了……

　　我拿起火柴，把书桌上的白桦树皮点燃，那厚厚的一叠白桦树皮，那密密的钢笔小字，那一份份思念，都变成了灰烬，像一只只灰白色的蝴蝶，在空中飞腾，又慢慢地坠落在尘埃中……

　　我的婚姻，我的爱情，随着六四的屠杀，随着我被无情的追捕，也就成为了历史。

　　几天后，格格带来了雪儿的消息，半年前，李雁将雪儿送到一个叫北坡的山沟里，给一个亲戚抚养。

　　我执意要在临行前见一见雪儿。

　　五月中旬的一天早晨，我上了一辆北京牌吉普车。开车的是一个朋友。

　　四个多小时的车程，中午，我们驶进了一个山乡小镇，这个地方以野果子而闻名。正是中午吃饭时间，路边的小餐馆中熙熙攘攘，吉普车离开了热闹的集镇，驶到镇郊一个小院旁停了下来。

　　这是一个典型的山乡小院，围墙是用木材围成，座落在一个小坡下，虽进五月份，山坡上还可看到未融尽的白雪，我拉开车窗，冷风迎面扑来，我不由打了个寒噤。

　　蓦然，我发现一个小女孩站在小院中，她大约四岁左右，胖胖的小手拿着一个面包，一边吃，一边喂身边的三只小狗还有十几只母鸡。

　　他说：“你看，那小女孩是不是雪儿？”

　　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那小女孩：“还看不清，小雪今年四岁，也该这么高了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这就是李雁的亲戚家，我看肯定是小雪，你要答应我，千万不要告诉她你是她父亲，万一她说出去，你有麻烦。”

　　我点点头，表示同意，他说的有道理。

　　车门开了，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被他送到我的座位，她怯怯地看着我。我也仔细地打量她，这是我的女儿小雪吗？她穿着一件脏脏的红毛衣，头发上有几根草，两只细细的小辫，一个是用红色的头绳系的、一个是用橡皮筋系的，圆圆的小脸又黑又脏。这是我第一次憎恨李雁，一个做母亲的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要，她为什么不把雪儿带在身边？如果不愿意带应该把雪儿送给爷爷奶奶带，总归他们是在城市，雪儿该是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了，这样放在农村会影响她的成长。我也恨自己一个堂堂男子汉连照顾女儿的能力都没有！

　　我难过地把雪儿冰凉的手握住，轻声问：“你是张小雪吗？”

　　她点了点头，好奇地看着我。

　　我问：“妈妈叫什么名？”

　　“李雁。”她小声地回答。

　　“爸爸呢？”

　　“……张伯笠。”她犹豫了一下说。

　　我的心猛地颤动了一下。雪儿把我的名字说得那样清晰。

　　我轻轻地对她说：“爸爸为什么不来看你？”

　　“爸爸没时间。”她像背书似地回答：“爸爸在北京大学读书，他没放假。”

　　她突然抓紧我的手：“叔叔，您认识我爸爸吗？”

　　我泪水溢满双眼，肯定地对她点了点头。

　　雪儿又说：“你骗我，你们是警察，是抓我爸爸的，我爸爸在北京大学，好远好远，你们抓不着……叔叔，你哭了，叔叔，你也想你爸爸吗？……”

　　我泪如雨下，一把把雪儿揽在怀里，痛哭失声。

　　雪儿喃喃地对我说：“妈妈说，我长大也要考北京大学，那样我就能见到我爸爸啦……”

　　吴格格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，哽咽着对我说：“东方，千万冷静……”

　　“不──”我吼叫一声，甩开她，慢慢捧起雪儿那凉凉的小脸：“雪儿，我就是你爸爸！我就是张伯笠！雪儿，爸爸对不起你……”

　　司机说：“后面开过来一部警车。”

　　一辆警车飞速地从我们车后边超过来，掀起一阵土灰开过了。

　　雪儿呆呆地看着我，那酷像我的眉宇紧紧地锁着，但她的眼神却是那样清朗，我感觉到她对我的信任。也许血缘的关系，父女的心是相通的。

　　我问她：“妈妈看你来了吗？”

　　她摇摇头：“妈妈不要我了，她不来看我……”

　　我对司机说：“开车吧，我们回哈尔滨，我要带小雪一起走！”

　　他叹了口气：“东方，你不能意气用事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你带着孩子，目标更显眼，况且出国境时什么事都会发生，万一雪儿有什么危险怎么办？”

　　我想起当年逃往苏联的情景，是啊，万一遇到军队，万一过海时遇到台风，万一……我不敢想下去，但情绪却稳定了许多。

　　我对雪儿说：“雪儿，爸爸不能带你走，爸爸还没毕业，等爸爸毕业时再来接你。那时，我们再不分开。”

　　雪儿点点头。

　　我把一千元钱和一包水果、玩具拿出来，把钱塞进她的小口袋：“这些钱交给姨姥，就说是一个叔叔给你买水果吃的，千万不要说爸爸来过，记住了吗？”

　　雪儿又点点头。

　　吉普车转了一圈又回到那木篱笆的小院前，司机说：“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。”

　　我的心像被刀刺了一下，就这么短又要分离？两年来的绵绵思念只换来这短短的相见。但我又为他们想，万一有危险，他们都会和我一起坐牢，我没权力这样做。

　　我擦乾眼泪，轻轻对雪儿说：“雪儿，叫声爸爸吧！”

　　我脑海里浮现出当年她刚刚吐话的情景，她会说的第一个字是“不”。会说的第一个词是“爸爸”，每当我从北京返回家，李雁总是抱着雪儿站在走廊等着，我一推开门，雪儿就会伸出两只小手，像燕子似地叫“爸爸、爸爸……”

　　两年多没有听到这醉人的呼喊了。我企求地看着女儿，多希望她能喊一声这久违的称呼啊。

　　雪儿的嘴动了动，没有说出这两个字。

　　我失望地看着她。

　　雪儿突然把着车门对我说：“爸爸，这是你的小吉普车吗？你会开这个吉普车来接我回家吗？”

　　上帝！你给了我一个多么聪明的女儿！我点了点头：“记住，雪儿，爸爸会再开着小吉普车来接你的。”

　　汽车缓缓开动了，把雪儿甩在这荒凉的山间里。

　　望着那抱一包玩具和水果孤伶伶的雪儿，我肝肠俱断，泪水又从脸上淌下。以后的几年里，每当我睡梦中醒来，脑海里都会出现那个孤伶伶的小女孩和她那双疑惑的眼睛。睡梦中常常又听到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：“爸爸，这是你的小吉普车吗？爸爸、爸爸、爸爸……”

　　我那苦命的女儿……。